分类： 个人观点

中华民国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胡适是北大的重要学者。众所周知，胡适一生都致力于提倡白话文和渐进改革，反对以暴力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在教学上主张讨论应保持开放，即使观点不同，也不应被扼杀。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利用在图书馆的便利条件，广泛阅读书籍和报刊，旁听校内课程（比如胡适），关注各种思想主张之间的争论。

尽管胡适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始终反对激进革命，但他所坚持的学术自由原则，使得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多种思想能够在北大公开传播和讨论。这种学术自由的环境，为毛泽东接触不同理论、形成自身判断提供了必要条件。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强调制度改良、教育启蒙和渐进变化（社会问题应通过理性讨论和长期建设来解决）。但随着历史进程发展，毛泽东逐步转向革命道路，认为旧有社会结构无法通过温和方式完成改变，必须依靠政治斗争。

尽管两人在公开立场上经常对立，但毛泽东在早年回忆中，也承认了北大时期对自己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新文化运动拓宽了他的视野。

因此，从结果上看，北大在这一阶段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培养了某种统一的思想，而在于提供了一个多种思想并存、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而胡适在北大的历史使命则是维护了这种空间的基本规则，而毛泽东也作为图书管理员在其中完成了思想积累，并走向另一条历史道路。

毛泽东所接触的思想资源本身是多元的，并非缺乏选择。然而，根据我的阅读与观察，随着毛泽东思想路线逐渐成形之后，很多价值上根本性的判断偏差也随之固化，并在后来实践中不断被强化学习，逐渐成为了一名极端偏执的人。

毛泽东认定，社会结构只能通过激烈斗争加以摧毁和重建，而渐进改革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对暴力革命信任过度。我认为毛泽东这一结论的局限性在于，他其实有一个默认的隐含前提：政治目标可以凌驾于任何社会成本之上。

因此即便到了如今，整个中国社会，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的政治目标（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动态清零）可以无视社会成本，对暴力手段合理化，对复杂社会关系二极化，但这种方式难以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制度。

其次毛泽东在理论上极端强调阶级，并在实践中不断扩大敌我界限（类似“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种思路在早期或许具有政治动员效果，但也使社会全体持续对立，每个人都要被迫以政治标签接受评价。社会复杂性被单一标准衡量，彻底失去了理性讨论。

而且在思想根源上，毛泽东更重视政治意志的集中执行，而非制度约束。他对个人判断抱有高度信心，缺乏制度建设的意识，也缺乏对权力失误后果的结构性防范。

因此当今的中国，一旦决策出现方向错误，很难有有效的纠错机制，错误不仅难以及时修正，反而会因权力集中而被进一步扩大。

与胡适强调多元、容错的学术立场不同，毛泽东在执政后逐渐将统一思想视为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社会议题不再有争论空间，不同的意见与讨论被视为政治风险。这使公共讨论变成政治表态，最终变成政治站队和斗争，严重削弱了社会的自我修正能力。

将毛泽东与胡适放在同一历史坐标中观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分歧的实质。胡适并不担心改革是否迅速，而担心的是社会是否能承受持续动荡。而毛泽东是认为，为了政治目标，社会代价不可避免。代价被视为必然之后，限制代价的制度设计便失去了意义（在毛泽东的价值观上来看）。

因此，仅在个人功过层面评价毛泽东是不充分的。更关键的是要（通过和胡适的对比）认识到，在缺乏制度制衡下，以高度集中权力和思想统一为前提的道路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会导致极其高昂的社会代价。

我认为这也是北大当年所孕育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立场的另一思想始终试图提醒，却最终未能在历史进程中占据主导的原因（自由主义因为本身主张追求开放的讨论空间，而导致其本身在当初动荡的中华民国缺乏政治安全）。